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好感，斯德哥尔摩症是啥？你听说过吗？

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一家银行发生了一起惊天劫案，两名武装暴徒闯进银行，大摇大摆地绑架了四名银行职员，与警方展开了一场长达五天的对峙。照理来说这些人质在劫匪的威胁下应该感到愤怒和恐惧，期盼警方早点发起强攻结束这场恶梦。

可之后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仅没有一个人质对绑匪表现出仇恨，相反他们对绑匪展现出了一种诡异的同情和依赖，甚至在事件结束后拒绝指控他们。这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在之后的研究当中被心理学家们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现在让我们将时间往回拨，回顾这起发生在斯德哥尔摩市诺尔马姆广场的著名劫案。当时两名劫匪扬·埃里克·奥尔松和克拉克·奥洛夫松将四名银行工作人员劫持为人质，作为与警方进行交涉和谈判的筹码。

这四名被劫持的人质包括三名女性和一名男性，统统被关押在了金库当中，被迫与两名劫匪朝夕相处。在警方的包围下劫匪在用武器威胁人质的同时，又对人质表现出了几分“人性化”的照顾，比如按时给他们提供食物、允许他们上厕所，甚至在晚上主动给他们盖上了毯子以防着凉。

这场对峙最终持续了130个小时，四名人质才在警方的突击行动下被救出。可就在所有人都在为事件的顺利解决而庆祝时，却发生了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被救出的人质们不仅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劫匪的怨恨，反而十分感激劫匪在那段时间里对自己的“善待”，甚至站出来公开表达对警方的不满，指责警方竟不顾他们的安危冒然采取武力行动。其中一名女性人质在事件平息后，甚至还长期与劫匪克拉克保持了良好的私人联系。

这一现象令当时的心理学家们感到极其困惑，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极端情况下的心理应激反应。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为了降低内心焦虑缓解恐惧，人的大脑可能会“自动”将加害者的某些行为合理化，甚至将加害者视作保护者进行信任和依赖。

举个例子，当绑匪允许人质上厕所或给他们提供食物时，人质可能会下意识地将这些行为视为“善意”，进而会对绑匪产生感激之情。更极端的情况下，人质可能会认为绑匪与他们是“同一阵线”的，都在“反抗”警方或共同面对一个更大的威胁。这种情感的扭曲和转移，被研究者们视为诱发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心理学根源。

并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并不仅仅发生在恶性犯罪中的人质身上，研究者发现这种心理现象同样存在于家庭暴力、虐待关系和极端宗教团体成员的身上。在这些情境中，受害者往往会对施暴者产生严重的依赖感，甚至不愿意离开施暴者，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将加害者视作自己生存下去的某种“保障”。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定义从诞生至今，已经被广泛用于解释许多人质与加害者之间形成的奇怪的情感关系，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至今仍被反复讨论的著名案例。

例如1974年美国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帕蒂·赫斯特，被一个激进组织所绑架。在被劫持后的几周内，帕蒂竟然公开宣布加入了绑匪的行列。并且在接下来主动参与了他们的犯罪活动，包括持枪抢劫银行。这起事件令当时的公众舆论瞬间炸开了锅：一个被绑架的名门千金，竟然变成了罪犯的帮凶？她是被洗脑了，还是自愿参与？

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帕蒂可能就是受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影响的典型。在被绑架后的极端环境中，她与绑匪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情感联系，并且在心理上将绑匪的目标视作了自己的目标。虽然她后来在法庭上改口声称自己是被迫参与，但这起事件仍然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事后心理学家指出，绑匪对她进行的精神折磨和控制让她彻底失去了自我认同，而被迫将绑匪视为唯一的依靠。在看过这些有关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经典案例后，许多人都会忍不住感到疑惑：

这种反常的情感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的一系列心理和生理机制，让受害者在短时间内对加害者萌生好感，甚至达到依赖的程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索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

人类的第一本能毫无疑问是生存，面对生命威胁时人们通常会做出以下三种选择：反击、逃跑、或顺从。而当逃跑和反击都无法做到时，顺从就成为了唯一的“理性”选择。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发生还与受害者的孤立状态密切相关.无论是在劫案、家庭暴力还是极端宗教团体中，受害者通常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唯一能够进行情感交流的对象，往往就是加害者本身。在这种环境下，哪怕是加害者表现出的最微小的善意，都可能被受害者视为“救命稻草”。

例如在诺尔马姆广场劫案中，那些被困在银行金库中的人质与绑匪共同生活了五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没有接触到任何其他人，也无法从外界获得帮助。于是他们被迫将绑匪视为唯一的依靠对象，并在这种连接中逐渐产生了情感依赖。

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幸被卷入类似的极端事件，又该如何避免自己陷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漩涡中呢？

在极端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时刻提醒自己，加害者并非你的“朋友”，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控制和威胁的目的。通过这种“心理防线”，你可以避免对加害者的行为进行过度美化。

其次即使在孤立环境中，也要努力寻找与外界的联系。例如设法向警方或他人传递求救信息，或者通过回忆家人朋友的支持来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外界的存在感越强，你对加害者的依赖感就越弱。

最后加害者往往会通过“恩威并施”的方式来操纵受害者的情感，比如先施加压力再通过给予小恩小惠来制造虚假的安全感。只要了解这些基本的操纵手段，理清双方的冲突立场和关系，就能够避免陷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影响。对于那些曾经经历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受害者而言，获救并不意味着心理创伤的结束。事实上很多受害者在离开加害者后，依然会受到情感依赖和认知扭曲的困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自由，还有深层次的心理康复。

此时心理治疗是帮助受害者走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重要工具，而治疗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受害者重新认识自己与加害者的关系并逐步恢复独立性。另外来自亲朋好友的关爱，也是辅助受害者康复的关键。在心理恢复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个感到温暖和关切的环境，来帮助他们重新适应正常生活。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它还体现了在极端环境下，人的情感是会产生许多复杂的变化的。某种程度上它让我们意识到，人在压力和威胁下的反应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极端状况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人们也经常会遭遇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困扰。比如在职场中，长期受到霸凌的员工可能会对上司表现出过度的顺从，甚至将对方的一举一动视为恩惠。同样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也常常会“合理化”施暴者的行为，认为对方是“爱自己”的。

这种“微型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表现虽然没有绑架案中的那么剧烈，但其本质却是相似的：人们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试图通过依赖强势一方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

在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中，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经常被误读为“浪漫的情感逆转”。例如许多电影和小说中的人质会爱上绑匪，而这种故事情节往往被包装为“禁忌的爱情”。然而现实中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远比电影情节来的残酷，它往往是受害者在绝望中的一种生存反应，而非一种自愿的情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