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我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我是一个基督教徒，自1930年齐鲁大学毕业之后，就本着为基督教事业作奉献的夙愿，投身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曾在北京、烟台、济南及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以在北京工作时间较久。今已届耄耋之年，仅就记忆所及，略述北京青年会的一些情况。惟事隔五、六十年，难免有遗忘错漏之处，尚望识者教正。
一、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由来和概况
基督教青年会是国际性宗教组织，1844年英国人乔治·威廉斯在伦敦邀集12个青年店员组织了第一个青年会。当时的活动主要是祈祷和查经，伦敦许多商店学徒纷纷参加。1851年在美国正式建立青年会组织以后，由于企业家的支持，不再以宗教活动为主，而发展成为工人和企业人员的业余文化组织。各国青年会联合组织为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会址设在日内瓦。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入。1885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通州的潞河书院成立了学校青年会。本世纪初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城市青年会。北京青年会是1906年成立的。各地青年会成立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协会，是全国性机构。
北京青年会所是1911年由美国青年会出资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购地建造的。会所为四层大楼（现已拆除），在当时的北京可算是一座宏伟的新式建筑，也是当时北京惟一的有室内体育馆的建筑，各种设备比较完善。地下室有少年部、英文夜校、地球房、淋浴室；一层有前厅、柜台、西餐厅、客厅、干事办公室、储藏室；二层有体育馆（馆内有跑道、球场、吊环、拳击等体育设施及器材）、小礼堂、学生部办公室、干事办公室等；三、四层为宿舍及总干事办公室。
基督教青年会以服务社会为宗旨，非单纯传教组织，联系面广，会员不限于基督教徒，社会上各界人士不论男女老少，凡愿参加青年会活动交纳会费者皆可成为会员。会员最多时达2000余人。会员可分为四种：基督教徒会员为基本会员，有选举和被选为董事之权；普通会员为非教徒会员，可优惠享用会内各项设施，参加各项活动；特别会员为赞助较多、贡献较大的会员；名誉会员则为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地位，对青年会有特殊贡献的人，给以名誉会员称号。
北京青年会的组织，董事部是最高领导机构，有用人行政、制定规章制度及决定重大事项之权，董事由基本会员选举产生。执行机构是干事部，设总干事一人，副总干事一人或二人，秉承董事部决定、主持全会工作，对所属各部门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下分（一）成人部，专管成年会员的各项活动，如组织查经班宗教活动，各种社团、举办聚餐、旅游、参观等活动。（二）学生部，专做大学、高中学生工作，在学校组织查经班、学生青年会、夏令营等。（三）少年部，组织四育养成团（四育为德、智、体、群），组织童子军，举办夏令营、体育、棋类比赛、参观、远足等。（四）智育部，举办英文夜校、各科补习班、名人演讲会等。（五）体育部，组织各种体育活动，举办各种体育比赛，指导各项体育锻炼，培养体育选手。
此外，北京青年会还在外场（会址对面）办有三基中学，在马大人胡同办有财商专科学校，该校有校舍百余间，办校20余年，为北京银行界、工商界培养了不少人才。后因经费困难停办，校舍卖给崇慈女校。
二、我第一次在北京青年会工作
我是在1930年经中国青年会协会干事陆干臣介绍来北平青年会做练习干事，练习期为一年。被安排在少年部工作。当时总干事为甘霖格（美国人），少年部主任干事为高尚仁，他们两位对我这个新手热情帮助，传授我不少关于青年会工作的知识和国内外青年会的情况，使我很快熟悉了业务。我被指派担任一个四育养成团的领袖，四育养成团是青年会对18岁以下少年的教育组织，每团10余人至20余人组成，多为初中、高小的学生，由他们自己选出团长、副团长、书记、会计，由会内派一位领袖辅导进行各项活动，目的是通过适合少年特点的活动，加强德、智、体、群教育，并养成自治能力。具体活动有以团为单位组织篮球队参加体育部的篮球赛，组织象棋、五子棋、克郎棋比赛，演讲比赛，远足旅行、参观，办夏令营等。我还为几个学校的童子军做辅导工作，担任会办三基中学三年级西洋史地教员，有时还协助英文夜校和其他各部工作。由于我积极主动，颇得领导和同仁好评，经过一年的实践，我也得到锻炼，有了一些工作经验。
三、离开北京之后的几番周折
1931年练习期满，应聘去烟台担任烟台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兼育才中学教务主任。1932至1935年又转往济南青年会任学生部主任干事，曾负责组织山东省大中学生夏令营和在青岛市雁儿岛举办山东省少年夏令营，都是规模较大的活动。按照中国青年会协会的规定，每年要由各地青年会中选送一名青年会年轻干部赴美国留学深造。1935年我被推荐为赴美留学人员，是年8月由上海启程赴美国，在麻省春田大学教育系读研究生，费用由青年会负担，共学习三个学期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在校暑假期间曾被美国大西洋沿岸北极星夏令营聘为该营领袖，工作两个月，被评为模范领袖。毕业后经世界青年会协会总干事鲍乃德（美国人）介绍在纽约省纽黑文市青年会任见习干事半年。
1937年4月，接中国青年会协会电报，通知我参加在北平召开的全国青年会干事代表大会，当即回国参加大会，然后回济南复职。这时已“七七”事变，日军侵入山东，抗日救亡成为全国头等大事。时第三路军政训处处长余心清先生在济南组织山东省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我与山东省乡村建设专科学校校长汤茂如（汤曾邀我任该校实验区总干事，因战事学校停办）一起参加该会，做抗日动员工作。济南失陷后，我回原籍山东平原县任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动员群众，举办军事训练。遭日军进犯，县长被俘牺牲，我又随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游击活动，做賑济等工作。由鲁西北到鲁南沂蒙山区，任山东省动员委员会委员兼组训部副主任（主任是省府秘书长雷法章），当时尚在国共合作时期，动员委员会内有不少民主进步人士，如范明枢、李澄之等，均为委员，相与共事很融洽。
1939年5月，日军集中兵力对沂蒙山区的省政府和五十一军大举扫荡，省会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均被疏散，我化装成卖茧农民辗转突围，潜返济南，改名吕崇真在浸信会暂任教员。闻鲁南国共磨擦日趋激烈，甚感失望，不愿重返鲁南，而济南日伪统治又日渐严密，恐被日伪侦知我是抗战人员，不宜久留，乃函北平青年会总干事陶德满要求回北平工作。得回信，协会决定让我担任太原青年会总干事，我便在1940年4月先来北平，准备在平逗留一个月，熟悉一下业务，再去太原就职。
四、我第二次在北平青年会工作
我来到北平，受到青年会董事、干事和会员们的热情欢迎，为我举行了欢迎会，并约定次日同去颐和园游园。不料次日游湖时有六人翻船落水，三人获救，其余三人其中有成人部主任舒又谦，事务部主任赵锡孟溺水身亡。董事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两位主任干事的遇难问题，决议对其家属募款抚卹，关于继任人选，决定留我在北平青年会任成人部主任干事，不再去太原。这是我第二次在北平青年会工作。
我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董事部决议，为死难的两位主任干事家属募款作为抚卹金。募款大会在灯市口教会礼堂举行，当日有会员数百人参加，共收到捐款5000余元，按照他们两家的经济情况作了适当分配。
成人部是青年会的重要部门，成人会员是青年会的骨干，对开展会务，筹募经费以及青年会在社会上的形象和影响，起着很大作用。因此我特别注意加强同会员们的联系，经常进行家访，联络感情，增进团结，组织益友社、联谊社等社团，每周举行聚餐会、以及旅游、参观等活动，我都亲自参加，成为会员们的知心朋友。
举办名人演讲会是青年会为社会服务并扩大社会影响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成人部的工作之一。要选定主题，约请社会名人举行专题讲演，讲题大都是人们关心的社会、家庭、教育、卫生、文学、科技新知识等各方面问题，一般每星期举行一次，事先贴出海报，欢迎各界人士无偿领取听讲券，参加听讲。这项活动颇受群众欢迎，往往座无虚席。来会讲演的有各大学教授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作家等，如老舍先生就来讲过。
征募会依惯例在每年秋季举行，把会员组成若干队，每队队员10至20人，设队长、副队长各一人，分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进行征募活动，各部干事则居于对所负责的队指导、督促和鼓动地位。此次共组织30个队，在青年会前厅设一计分牌，标明各队名称、队长姓名和每天征募的人数和钱数，各队成绩一目了然，便于评比。所有参加这一活动的人无不全力以赴，本着预定目标奋勇争先，期能取得最好成绩。所以征募会期间是青年会工作最忙的时刻，就像农民过麦秋一样。
1941年陶德满总干事辞职，由周冠卿代理总干事，董事部决议由我和体育部主任张守义担任副总干事，协助总干事工作。我负责会务，张负责事务，我仍兼任少年部主任，并分管成人部工作，责任加重。自征友大会后，会员增至近2000人，少年部四育养成团也增加数团，活动增多，工作繁忙。我为了同会员打成一片，仍尽可能亲自参加成人部的查经、社团、联谊、聚餐等活动，少年部工作更须直接指导、推动，有时不免顾此失彼。因此由少年部委员会出面建议董事部为少年部增聘干事及助理干事，正式负责该部工作，董事部批准后，先聘袁尔奇为助理干事，后又请齐鲁大学毕业生周博同为干事。
夏令营是少年部的传统活动，最适于促进少年会员四育的发展，每年暑假都要举办，营址多在西山卧佛寺。日军侵占北平后，因环境关系有的年份未能举办。1943年7月我决定仍在卧佛寺办夏令营。为征集营员，我去一位姓陈的少年会员家中拜访其家长，不料其父陈达民，已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汉奸特务正在他家“蹲坑”，我进门即被逮捕，捆绑左臂送交日本宪兵队（协和医院原址）。进入宪兵队即遇一年轻翻译官，也许是因我西服革履、头戴白盔帽，与一般老百姓不同，引起他的注意，问我是何案情，我说我是青年会副总干事，为少年会员陈某参加夏令营事去拜访他的家长陈达民，被“蹲坑”的送来宪兵队，他和蔼地说：“你不要害怕”，就到里面请出一位穿白西服的日本官，把我带到接待室进行讯问，由该翻译官传译，我将上述情况说了一遍，日本官问我与陈达民是什么关系？我答无任何关系，并不相识，只是为他的孩子参加夏令营的事才去拜访他，并将所带夏令营征集营员材料给他看，这个翻译官又用日语对他一再解释，最后日本官问我：“陈达民这个案子你出去对别人讲不讲？”我说“保证不讲”，这才把我放了。后来见到少年会员陈某，始知其父是抗日地下工作者，该翻译官是他的表哥，对此案有意维护。日本宪兵队向来是有错抓，无错放，不问案情如何，进门先要酷刑拷打，若非巧遇这个赵翻译官，定必惨遭折磨，也算不幸中之幸了。此事更使我痛切体会到国破身无主，在敌人铁蹄下根本无人权和人身自由可言！
我虽遭此风险，并不气馁，仍按原订计划征集了30余名少年会员，如期于7月15日在西山卧佛寺开办了为期三周的夏令营。我亲自主持，另有体育部主任张守义、干事王瑞生及三位四育团义务领袖参加工作。夏令营的日程是：早6时起床，6时半早操，7时半早餐，每餐前先唱《谢饭歌》（歌词是：“天恩浩荡，时雨时晹，生我百谷，黍稷稻粱，以糊余口，以充余肠，一粥一饭，感谢上苍”）8时半开始正式活动。活动项目有：采集标本、爬山、远足旅行、营火会、做游戏，精神讲话等。12时午餐，晚7时晚餐。在夏令营将结束时，我们还演了一场童话剧，整个夏令营生活丰富多采。此次夏令营曾受到特务的干扰，我们开营不久，就来了一队武装特务，以打靶为名来营到处察看，询问活动内容。我向他们讲了夏令营的历史、意义和活动项目，让他们参观活动，他们看不出有何问题，才悻悻而去。
1942年至1943年间北平青年会发生过两次事故，一次是1942年因金鱼胡同高压电线发生故障，以致青年会全楼电线起火，灯泡爆炸，储藏室所存棉被、毛毯着火，情况非常危急。当时周总干事带头，全体职工奋勇抢救，有的提水桶，有的端脸盆，有的拿灭火器，电工则冒生命危险，用钳子将外面电线剪断，截断电源。由于大家齐心合力，动作迅速及时，奋战一个多小时终于将火扑灭，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另一次是1943年的一天上午，不知何故，忽有一排日本兵包围了青年会，然后进会搜查，我们正在工作，日本兵不许我们动，只好看着他们到处乱翻，狼藉满地。直到下午2时才放我们回家吃饭，下午干事和职工不能去青年会上班、只得在周总干事家中临时办公。过了两天日军撤走，我们才又回青年会。
1944年在会中经济非常困难、环境又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周冠卿总干事告老退休。董事部命我代理总干事，我一方面主持会务，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筹募经费，以支持全会的活动，任务非常艰巨。这时会务方面，成人部有联谊社、青友社、晨光社、摄影社等六、七个社团，还有妇女干事组织的妇女会员团体（大部为成人会员家属）；少年部有四育养成团10多个；宗教活动有查经班、德育讲演会；体育部有篮球、排球等球队，体育馆的各项设施也都保持完好状态，便于会员进行体育锻炼；冬季举行全市篮球比赛，有30多个队参加循环赛。此外，为开展冬季体育活动，我们在外场（会址对面原三基中学，该场后在肖徊千任总干事时出卖）空地上开辟了一个人造冰场，供会员和各界群众作滑冰运动，体育部还派人作技术指导。每日入场滑冰者不下一、二百人。一切会务还能照常进行。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北平市民踊跃欢腾，青年会全体人员也欢欣鼓舞，互相庆幸。美国空军首先将国民党一部分军队运抵北平，人们还以重睹国军威仪为幸，持欢迎态度。接着接收大员陆续飞来，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不去安定社会秩序，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却忙于大发“劫收”财，大搞“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即车子、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贪污腐化，使人民大失所望。
在日本投降后，我作为北平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曾参加过三次较隆重的礼仪性活动：第一次是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来北平后，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的对日军受降典礼。第二次是蒋介石于1945年秋来北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邀请各界人士200余人，我亦被邀参加，宴前蒋介石夫妇向代表们握手一一问好。第三次是1946年国共军事停战谈判期间，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将军举行的鸡尾酒会，招待各界代表。
1946年8月，在“七七”事变前曾任北京青年会总干事的肖徊千由重庆飞回北平，经董事部决议，肖徊千恢复总干事职务，并将与肖一同飞来的向安伦任为副总干事。对我这个在沦陷期间为青年会事业冒险犯难、艰苦奋斗6年之久、几乎丧掉生命的代总干事则无法安置，大概觉得随便一脚赐开又不合情理，于是提出一个空头职位，让我担任已停办的财商专科学校校长。该校已停办多年，地址在马大人胡同，有校舍百余间，但在解放前夕傅作义的部队构筑城防工事，已将校内床铺、桌椅及其他设备全部运走，只剩下一所空校舍，且年久失修。这等于给我出难题，在无经费、无设备、无师资的情况下，青年会又不予支持，我个人能有多大本领来开办这所学校？我只好敬谢不敏，上书辞职。
我自1940年至1946年在北京青年会任职期间，该会主要工作人员如下：40年代总干事陶德满，副总干事周冠卿。1941年至1944年代总干事周冠卿，副总干事为我和张守义，成人部干事侯孚允、妇女干事林淑英，少年部干事先为袁尔奇，后为周树仁，体育部主任干事为张守义，干事王瑞生，助理干事吴仲奇，智育部主任干事兼夜校主任范慰庭，学生部主任干事蔡炳南，事务部主任干事王馨三，西城夜校主任崔阶平，大柜台职员汪禄充、承光耀。
我辞职之后，应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聘请任该会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