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陵川的“十三军游击队”

《陵川县志》载：“民国26年（1937）冬，汤恩伯的十三军游击队到本县，共有1000余人，司令部驻城内北街，部下分驻北关各庙内。武器低劣，仅有步枪100余支。民国27年（1938）2月间，该部接受共产党领导，编入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成为一支抗日人民武装。”为查清十三军游击队在陵川的来龙去脉，本人查找和阅读了曾在十三军游击队部分人员的回忆录、相关党史记录以及网上资料，整理了十三军游击队在陵川的一些活动情况。

十三军游击队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李果谌在陵川组建的一支约1000余人的反动特务武装，在陵川设有司令部，主要任务是培养国民党特务骨干，侦察、收集共产党、八路军情报，扼制共产党、八路军发展。由于在陵川时间短，其目的不但没有达到，而且被共产党所瓦解，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

李果谌，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与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成为同学。1927年毕业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后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先后担任洪湖军校军事总教员、洪湖军校警卫师参谋长。因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左倾路线，以“托派”逮捕了李果谌，看着被捕的人一个个被枪毙，李趁看守不备逃脱，在武昌投靠了国民党当了叛徒，特务头子戴笠发展他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并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此后忠诚地为蒋介石卖命，被任命为特勤训练班教务主任，不久又被提升为军事股股长。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派遣大量军统、中统特务进入华北活动，李果谌带20多名特务携电台进入华北，先任北京区区长，后被戴笠派到太原，负责晋察绥三省情报工作，被任命为晋察绥区区长。太原失守前夕，李果谌率特务逃到陵川。通过与汤恩伯同学关系，要了一个“十三军游击队”番号，考虑到陵川战略地位和特殊的区位优势，司令部就设在陵川县城，还在陵川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在郑州设有办事处，在豫北和晋东南各县设有情报站（也称兵站），各个兵站均由李果谌派特务担任站长。据桂涛声回忆：“李果谌以抗日为招牌，实际是侦察八路军、共产党的情况，为汤恩伯服务。”李果谌一方面通过特务活动为汤恩伯提供共产党、八路军活动情报或日军方面情报，另一方面李又通过汤恩伯为其提供粮食和军饷，以发展特务武装。

1937年冬，李果谌派出大批特务到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武汉等地招募平津流亡学生和收罗土匪武装、逃散的国民党军队。桂涛声、洪荒等青年就是李果谌在武汉招募到陵川来的。1937年12月28日，桂涛声、洪荒、谢叔良、卫X等五名青年从武汉乘火车达到郑州，桂涛声把他们带到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驻郑州办事处，说：“八路军还不大好找，一时接不上关系，先在十三军过渡一下，到太行山后再想办法找八路军。”当晚他们就住在郑州办事处。次日，他们和在郑州招募的一批青年由特务田树带着到陵川。先坐火车到新乡，又转乘火车到修武，在修武乘坐3辆汽车到达博爱清化，31日到晋城，当天晚上，他们在驻晋城兵站见到司令员李果谌。第一次听了李果谌给他们训话，当李果谌讲到“我们这个部队有双重任务，现在是打日本，将来打八路军”时，与桂涛声一同到晋城的一个青年立即站起来声明：“我是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后来失去组织关系，立志不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只能打日本。我要求立即回去。”一席话彻底暴露了李果谌组建十三军游击队的本质。第二天早起那个青年独自一人离开晋城，李果谌带着余下的人员租用了几辆牛车载着一些军需用品向陵川进发，当天晚上到达陵川县城。

司令部驻陵川城内北街，新来的队员分别驻北关各庙内。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设有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政治部和政治教导总队等机构，李果谌担任司令员，郑奇担任副司令，田树担任政治代表（相当于政委），参谋长是李果谌从东北军逃散军队中招聘来的，40多岁，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家伙，他带了手下一部分逃散士兵投奔了李果谌，李委任他参谋长职务。桂涛声（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陈冰之（共产党员）任政治部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特务分子，身边还有一个小特务做他的侍卫，李果谌到政治部较少，政治部的工作情况都是这个副主任向李果谌汇报的。晋驼（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教导总队队长。副官处、军需处都由李果谌的心腹特务担任处长，十三军游击队的活动经费除军统为其提供外，很大部分是由国民党十三军汤恩伯提供的。桂涛声回忆：“十三军游击队的给养、服装都是汤恩伯供给的，我亲眼看见汤恩伯的几辆大卡车送白面给李果谌。”由此可见，十三军游击队在陵川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此外，司令部还有三个参议。从队伍的机构设置看，与国民党正规部队一致，足见李果谌是计划在太行山的陵川大干一番，大显身手，为其新主子蒋介石建功立业了。但是，令李果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切特务活动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监视中，而且已经渗透到李果谌身边。这个直接策划人就是与李果谌一同在苏联学习过的朱瑞。

一是桂涛声。他是由袁白涛介绍入十三军游击队的。桂涛声从武汉直接到郑州十三军游击队办事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虽然桂涛声不清楚朱瑞，但朱瑞对桂涛声是十分清楚的。这里有个关键人物，就是袁白涛，他是我党派遣到国民党中做地下工作的，在十三军司令部担任秘书，兼任郑州办事处主任，在郑州负责为十三军游击队扩军招兵。正是通过袁白涛，我一批地下党源源不断进入十三军游击队。二是陈冰之。根据朱瑞指示，河南党组织派“平津流亡同学会”的陈冰之、李书琴、贾宗谊、张震亚等30多名党员和“民先”队员到十三军游击队。这个“平津流亡同学会”主要是由开封师范、开封高中、北仓女中、静宜女中等校学生组成的（华干第一期就有100多名学员来自这些学校）。因他们很多都曾是“怒吼”歌咏队和“大众”剧团成员，为了加强领导，陈冰之组建了一个话剧团和歌咏队，党组织就秘密掩蔽在话剧团里，陈冰之是支部书记。三是刘敏。刘敏是经郑州办事处袁白涛介绍到十三军游击队的，化名晋驼，山东人，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脱离革命来东北，1930年，中共北满特委恢复他的团关系，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呼兰特支书记。1933年在《大北新报》任外勤记者，1936年6月他和妻子被捕，出狱后进关，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据刘敏回忆：“我当时是奉朱瑞同志派遣，做‘十三军游’的内线工作，从内部监视他们。”朱瑞没有权利安排他到十三军游击队，但朱瑞清楚刘敏身份，也就是说，刘敏是直接受朱瑞领导的。1938年元旦，刘敏他们是在晋城度过的。四是吕洞宾。十三军游击队还有一批平津和东北流亡学生和从东北军撤出的青年，负责人是吕洞宾、郭仁、王坚等，他们也建立有秘密党支部。吕洞宾是化名，原名杨天生，山西交城人，1936年在东北大学读书，是学校学生领袖之一，中共党员。他们中有人（记不清名字，后来到赵基梅支队民运部工作，担任过指导员，后随赵基梅到冀鲁豫，担任过教导7旅副指导员、副营长、教导员等职务）写过一个回忆录。据他回忆，他们是从东北军撤出的，在河北与一批东北、平津流亡学生汇聚，通过一些河北学生筹集了部分路费准备到延安投奔八路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到延安手续，因他们中有部分是党员无证明，于是伍元甫就让他们回去开党组织证明，他们就派了三、四名同学回河北。他们留在西安等了很久不见他们后来，路费已经花差不多，大家决定集体返回。在晋城遇到朱瑞，与朱瑞接上组织关系，朱瑞劝他们留下来“到汤恩伯部队做兵运工作。”他们说我们没有做过兵运工作，朱瑞说：“只要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培训你们。”朱瑞在晋城华干单独对他们中的几个党员进行了大约一周时间培训，就到“汤恩伯部队了。”回忆说：“没有多久，汤恩伯部队就解散了。我们就在一个大庙上集中学习，赵基梅给我们作了报告，后来我就到赵基梅部队做民运工作。”从他的叙述看，这个“汤恩伯部队”应该就是十三军游击队。

李果谌到陵川的当天晚上就召集各处室特务负责人开会，会上他向大家介绍了桂涛声情况，并当众宣布：“这是我从武汉新请来的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各处室缺额人员的补充问题，还规定政治部及各处室每周召开一次联防会议。元旦后，各地招募的人员相继到达陵川，其中有刘敏、陈冰之、李书琴、贾宗谊、张震亚、王清波等。人员的增多，各个处室缺额人员得到补充和充实。新来的人员成立了一个“政治教导总队”，李果谌任命晋驼为政治教导总队队长，120余名青年学生编为两个纵队。成立当天，桂涛声向队员告。这样，桂涛声和刘敏就分别掌握了两个部门的要职。

政治部驻在李果谌租在用的一个临街的居民大院里，正面开一个杂货店，后院是政治部的办公室，政治部人员都住在楼上，政治部与司令部相距不到一华里，所以李果谌到政治部来的次数不多。政治部工作也是相对独立的，曾在政治部工作的阮章竞回忆：“政治部的任务便也不很艰巨，只不过是宣传抗战、教育士兵而已，与我过去搞的抗日救亡活动没有什么两样，倒也得心应手。”有时，桂涛声也派阮章竞、谢叔芳等到政治教导队教唱教唱歌曲，或是到街上画抗日宣传画，或教唱民众抗日歌曲等，所以阮章竞当时在陵川很有名气，华干和张荫梧的民训处都请阮章竞到学校教唱过歌曲和排练过节目，以致华干和民训处的学生都称阮章竞为“洪教官”（笔名洪荒），阮章竞说：“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桂涛声也曾亲自到县城街上做过抗日宣传，或在宣传队教唱歌曲。一次，桂涛声、陈冰之、阮章竞等在宣传队教唱歌曲，阮章竞萌发了教大家唱《马赛曲》和《国际歌》的想法。两部歌曲都具有革命性，特别是《国际歌》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推翻资产阶级的纲领性歌曲是被禁唱的，阮章竞教唱完《马赛曲》就又教唱《国际歌》，陈冰之急忙阻止，但阮章竞见桂涛声不表态，就开始教唱。这一情况被特务副主任报告了李果谌，李就到政治部开会，斥责桂涛声管不了政治部的青年人，说有人教唱《国际歌》竟没有人出来制止，甚至李果谌把阮章竞等一批青年偷偷跑到八路军办事处想投奔八路军的事也牵扯出来，严厉批评了一番。

政治教导队是李果谌自己亲自抓的。所谓“政治教导总队”，实际是李果谌培养特务的训练班。训练班开设有政治课、军事课、游击战战术课等，桂涛声、阮章竞与谢叔良等也兼任文化课教官，阮章竞还兼任音乐教师，刘敏担任军事课教官，李果谌担任游击战战术课教官，其实游击战术是假，向学生青年灌输毒素毒害青年是真。刘敏说：“李实际不懂得游击战，讲几个军事名词之外，就大骂‘牺盟会’。当时国民党还不敢公开破坏统一战线，所以他们也不敢公开骂共产党，但‘牺盟会’是社会上公认的山西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李果谌直接骂‘牺盟会’就是间接骂共产党，进行放毒。晚上我们就借口开小组讨论会，进行消毒，如委婉地说一些疑问，使李果谌的谬论站不住脚。”

一天晚上，李果谌召集政治教导队青年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政党的问题，李说：“军队没有政党就没有灵魂，而国民党腐化了，不能号召。”他要大家讨论发言，提提意见，建立一个什么党。实际上，这是李果谌试探青年的政治态度。当时，这些青年大都是学校刚刚出来的学生，大部分没有参加政党组织，因此，大家没有表态发言会场一片冷冷清清。忽然坐在后面黑暗处的一个青年冷不丁说了一句：“就叫托洛斯基论吧。”军人出身的李果谌时年40多岁，身上既有军人风范而又不缺特务的老诚与狡猾，他听后仍保持着一种沉着、稳重和威严，然后用眼光审视了一遍周围的学员一言不发，一场讨论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草草收场。

1938年1月中旬，又一批国民党散兵和土匪到达陵川。这样在陵川的队伍发展到500人左右。除李的亲信特务有手枪或好的步枪外，全队仅有100多支汉阳造步枪或毛瑟步枪，其余大部分是大刀或长矛，学生一般没有武器。桂涛声说：“他自吹河南有他的支队，山西也有他的支队，究竟有几个支队，一共有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买空卖空，所谓的支队，就是地方的土豪劣绅，手中有些枪支，招来一些地痞流氓，便来找李果谌接洽，李就委任他一个支队司令，彼此相互利用，李果谌利用他们侦察共产党的情报，土豪劣绅利用李的势力，压迫剥削穷苦的农民。”如此看，李果谌还真不是“买空卖空”，连同各地兵站和招募的地痞流氓，还真可以凑集到1000人。桂涛声说李果谌“对抗日的事不闻不问”。一次桂涛声又与李果谌谈起抗日，李说：“事情太多，还顾不上”。那他顾上什么呢？这个老牌特务的政治嗅觉够敏感，仅仅在陵川半个多月，他就盯上共产党县长王耿人。这就是李果谌顾不上抗日的真正原因。

十三军游击队就是放在共产党、八路军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好在我党及时派出地下党监督他们。有一次李果谌向刘敏要一名内助管理地图，刘就派与他一起从郑州来的张同志到李身边，一边工作，一边监视李。刘敏回忆：“有一个晚上，张同志听见李和张荫梧部的联络人员密谋搞军事政变，夺取陵川一带山西政权，破坏统一战线，我去晋城向朱瑞同志汇报后，朱瑞随身带有电台，立即拍电报出去揭露他们。当时首长工作不能乱问，估计是给阎锡山。”

朱瑞是不可能给阎锡山直接发报的，他是和周副主席及中共北方局联系的。我党只能通过山西党组织安置在阎锡山身边的地下党说服阎锡山。最终阎锡山是以李果谌在陵川拉拢晋军军官责令李果谌解散十三军游击队的。1937年，阎锡山曾派200余名晋军中下级军官随张荫梧到河北开办民训处。在陵川，李果谌与张荫梧人员互相有渗透，也互相派有联络员。

1938年春节前后，回武汉过春节的李果谌接到阎锡山电报，责令他的十三军游击队“即刻解散”。李果谌给陵川特务回了电报。刘敏回忆说回电“限十三游‘即刻解散。’李手下的特务们仓惶逃跑，叫桂涛声和我办善后，即把部队交给张荫梧的联络人员，我和桂涛声等把大多数部队争取过来，交给王耿人成立第二战区游击队，只有我们不要的二三百惯匪，由张荫梧部接受去。”阮章竞也回忆说，张荫梧的副官，即河北民军担任十三军联络员的叶之秋要他到张荫梧部队，被他拒绝。

十三军游击队解散的当天晚上，是陈冰之负责到陵川牺盟会联络的。陈冰之回忆：“在牺盟会见到特派员卫逢祺同志，我把十三军司令部南逃，二纵队不去民军，参加八路军的意见给他讲了以后，他说，目前八路军离这里还远，一时联系不上时间又很紧迫，他就找县长王耿人同志来县牺盟会共同研究办法。讨论到深夜，才想出建立陵川县牺盟会抗日游击队的方案。为适应作战时期的需要，决定把公安局，脱产的自卫队和十三军二纵队改编为三个大队，两个基干队。支队设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县政府改编为司令部、后勤部，有一千余人。”“县长王耿人兼司令，公安局长李谊宣兼副司令，我任政治部主任；刘敏任一基干队队长，张继周同志任基干队指导员；三大队长房斌甫，指导员王跃祖。二纵队的王友唐和陈达二同志参加司令部工作。十三军游击队政治部一批进步青年洪荒等由我介绍也参加了支队政治部工作。”桂涛声担任政治代表（相当于政委）。2月，中共晋豫特委和独立游击队司令部迁入陵川平城后，部队又改编为“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十三军游击队主要编在二、三大队。以上就是十三军游击队在陵川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