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文化学研究综述

本世纪初期，唐宋文学研究的总体成就仍然主要集中于诗词两体，唐宋诗词的文化学研究已居主流。综观近十年间（2001年～2010年）出版的有关研究著作，显示出三种态势：宏观视域拓广；中观视角增多；学科跨度加大。以下就此择要做一述评。

（一）从文化学角度对唐宋诗词做综合研究，

十年间成果数量不多但分量不轻。蔡镇楚先生是对此涉足较早的学者之一作者从文化学角度对唐宋诗词予以阐释，虽因所涉广泛而论述尚浅，但是它毕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一个不同于传统方法的研究形态。以文化学合论唐宋诗词的另一重要著作是蔡燕的《唐诗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它按时间顺序梳理了唐诗宋词的发展轨迹，突出分析了文体的时代特征和创作的文化心理，属于一种纵向的观照。

（二）以文化学理念对唐宋词做整体研究，

十年间取得了显著成就。早在二十多年前，吴熊和先生就提出“唐宋词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观点，提倡开拓以文化史治词的新视角。他在《唐宋词通论》的“重印后记”中有言：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

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

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作者还对一些问题做了微观的探析，如，对唐五代敦煌民间边塞词的文化意蕴的专题讨论。这种历时态与共时态相结合的模式独树一帜，有利于深入把握文学与文化间的关系。沈家庄所著的《宋词的文化定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将宋词置于文化坐标系进行考察，分析了宋代精英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如何影响了词对“俗”的审美观的认同。

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交流，促使“以道制欲”和“以欲破道”两种文艺价值观的融合，使词具有不同于诗文的文化功能。该书在对文化环境进行本原性研究的基础上，勘定宋词的种种属性，用大量的宋人笔记的一手材料，论证了宋代词风的形成根源。

二、中观视角增多

迥异于传统的宏观研究、微观研究，介于其间的中观研究于近两年逐渐兴起。它们惯常选取某一特定的创作时间、活动空间、作家群体、作品类型为对象，点面结合，以小见大，阐述一个文学现象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的本质意义。

（一）文化转型研究

葛景春的《李杜之变与唐宋文化转型》（大象出版社，2009年）论述了李杜诗风之变的深层原因，是文化思潮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深入把握了他们诗歌的文化内涵，准确评价了他们在诗歌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

刘方的《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文学转型的原因，认为文化变革源自社会变迁，包括贵族政治向庶族政治转变、封闭经济趋向开放、文化重视市民需求等。

（二）作家意义研究

梁桂芳的《杜甫与宋代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纵向勾勒两宋时期对杜甫的接受，描述这一接受对宋文化产生的影响。赵晓岚的《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年）从文化环境、宋学精神论姜夔文艺思想的文化背景、学术成因，分析姜夔在南宋文化中的地位。书中还提出“江湖文化”这一概念，并以之与姜夔相衡，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了辨析。

（三）家族文学研究

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合著的《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从地域、科举、党争等角度论述了宋代一些典型的家族文学的特点。沈如泉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南宋鄱阳洪氏家学与文学》（巴蜀书社，2009年）则专论洪氏一家著述特点，材料充实。

（四）类型作品研究

任文京的《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人民出版社，2005年）论述了唐代边塞诗的时代精神、地域色彩，不同时期边塞诗的时代特质、文化环境，认为边塞诗的发展脉络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

（五）地域文化研究

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以诗歌创作地点为核心，研究了唐代文士籍贯地理分布、诗歌创作分布格局、地域文化的表述、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等。胡可先的《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对以都城长安为代表的诗坛中心、以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区域、其他特殊区域的诗歌发展做了深入研究。

康震的《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陕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论述了长安文化的嬗变与特质，长安文化对士人心态与唐诗审美的影响。景遐东的《江南文化与唐文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以江南文化为背景的文学考察。

高人雄的《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则探讨了唐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的内在关联，西北民族乐舞对词发展的影响；对边塞诗、敦煌民间歌词、西北民族民间文学亦有论述。

三、学科跨度加大

为使论述更加系统深入，更多著者选择从一个方面进行专门性的研究。这类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强，而且学科跨度有日益加大之势，触角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领域大幅延伸，不断形成一个个新热点。

联系邻近学科的研究，如，语言学、文艺学、艺术学等，数量较少，选题新颖。闫艳的《唐诗食品词语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用语言学与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诗中常见的七类食品词语进行了考释。以美学理论探讨词的主要著作有两部。杨柏岭的《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黄山书社，2007年）阐释了唐宋词审美文化的基本特点、接受规律和近代历程。

孙维城的《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韵”这一概念来解释宋代词坛，找到了宋词的相承之脉。文学与美术、音乐关系密切，共性颇多。兰翠的《唐诗与书画的文化精神》（齐鲁书社，2009年）展现了唐代诗人与画家两个群体的互动关系，分析了诗与画相通的表现范畴、艺术理论、文化精征。

宋秋敏的《唐宋词与流行歌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分析了二者在本质属性和基本风貌上的相通性，并从文化发展角度分析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变革。

（一）从宗教、哲学思想的角度所做的研究

陈炎、李红春合著的《儒释道背景下的唐诗》（昆仑出版社，2003年）以初、盛、中、晚“四唐”为经，以儒、释、道“三教”为纬，在时代与信仰的双重维度下展示唐代诗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揭示了唐代道教（包括炼丹术、神仙术和长安道观活动、“三教调和”思潮等）对文学的影响，材料丰富，论述充实。张海沙的两部论著选题较有特色，《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以实证方法探讨诗僧作品，揭示了禅对诗的内在影响。

《曹溪禅学与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研究了岭南的特殊文化背景对禅宗形成与发展的意义，岭南禅文化的特征及渊源。刘晓珍的《宋词与禅》（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编分论禅词关系，包括盛世、乱世、衰世心境下的融禅入词；下编总论禅词关系，包括禅宗与词的主体化、通俗化、清雅化走向。张春义的《宋词与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分两方面论述二者关系，即儒学复兴与宋词发展，理学思潮与词风革新。陈忻的《宋代洛学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则主要梳理了洛学派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二）从作家心态角度探讨文学

这也是近年较受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首先须提到的是傅道彬、陈永宏合著的《歌者的悲欢：唐代诗人的心路历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以人物为中心，以展示文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经历为主旨，将文学、历史、思想、文化融于一体，或通过作品分析做心灵透视，或结合时代风雨做人生描述，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古代文人及其作品的新视角。

吴在庆所著的《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黄山书社，2006年）分读书、科举、集宴、贬谪、隐逸等五个方面分析作家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内在影响，所论比较全面。谢遂联的《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采用文史互证、数量统计等方法，论述了政治本质、商业文化、节庆民俗与诗人心态的关系，生存、田园、宗教与都市焦虑的关系，视角独到。

（三）着眼于时代风尚所作的探讨

张再林的《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探讨了中唐至北宋的士风与词风的动态联系及衍变过程，提出不少创新之见。诸如：文人词的兴起和繁荣以及多元化的走向，受到了士人人格从“才子”到“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位一体的发展历程的影响；词中的闲适、旷达之风与士人的“中隐”心态息息相关；而“佛道词的出现则与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密不可分；等等。

汪聚应的《唐代侠风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从文学创作的本体与主体两个层面阐述唐代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认为唐代侠风对文学的直接影响是促进了唐人咏侠诗和传奇小说的创作繁荣，

内在影响则是通过影响文人的人格、生活、审美理想而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内容，使侠文化得到了总结性的展示与提高性的发展，完成了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转变。刘婷婷的《宋季世风与文学》（中华书局，2010年）在还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重现文人生存状态及由此形成的文学风貌。

（四）对人生意蕴的关注

唐宋诗词储存着丰厚的人生意蕴，这是它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揭示了作品与作家人生之间“华果与土壤”的关系。该书上篇以作家为中心，论述其人生体验和人生态度；下篇以作品为中心，按其表现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来作“土壤学”的分类研究。过常宝的《唐诗宋词中的生命和情感》（东方出版社，2010年）亦属此类。这类著作不以理论深入见长，但对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鉴赏作品颇具启发意义。

（五）文学与民俗的关系研究

宋词中与民俗相关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民俗活动往往是词创作的动因之一，而词创作有时又成为民俗活动的一个质素。民俗对词的创作题材和审美追求的形成有推动之功，而词作为通俗文艺对民俗则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表现力。可见，民俗与词的关系确为密切。黄杰的《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3年）采用“词俗互证”之法，选择了最重要的节序、礼仪、花卉、宴饮等四类专力探讨，以大量的实证材料揭示二者关系，也是一部资料性强、体系完整的著作。

（六）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研究

莫丽艺的《唐诗里的衣食住行》、《宋词里的衣食住行》（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再现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百态。蒋建平的《唐诗宋词中的风雅与时尚》（文汇出版社，2010年）展示了两朝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这两部著作虽然理论性不强，但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七）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研究

这是近十年研究的热点之一，成果丰富，力作迭出。

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科举制度。科举以文章取士，对文学影响直接，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唐宋学者已肇其端；以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八）文学与经济的关系研究

王晓骊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主要考察商业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唐宋词的影响。上编纵向观照，在文化流变中考察词的发展史，认为商业文化是推动词史演进的文化动力之一

同时，词又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规范改造，新旧两种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它的发展走向。下编横向分析，论唐宋词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异类”文学特征。全书以商业文化引起的“文化冲突”为纲目，从历时性角度论词史，从共时性角度论词性，切实而全面。